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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|在这里了解农业农村的人才结构

农世界网    三联生活周刊 2019-04-11 来源:农世界网

张林秀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(方铱霏 摄)

在上一代打工者渐渐老去之前,新生代打工者早已悄然外出务工。他们比其父辈享有更好的自由度与物质条件。然而,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,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了。

为此,我们专访了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。张林秀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(UNEP-IEMP)主任,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,她还曾担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(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,REAP)中方主任。

  你的团队曾在跨度20年的时间里做过四轮百村跟踪调研。从最近一次调研来看,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哪些新的趋势?

张林秀:第一,非农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

1995年,大概只有30%的农村劳动力在全职非农就业,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70%,同时有97%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。早些年有学者做过调查,非农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增长,同时也会拉开农村家庭收入差距,没有非农就业的话,你就在收入的底端,但这些年来,非农就业开始缩小家庭收入的差异了,因为大家都出去了。

从非农就业的类型看,外出迁移、外出自营工商业、本地自营工商业、本地就业中,外出迁移是增幅最大的部分。

第二,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段非农就业比例都在上升

在上世纪90年代,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女性开始出来了,中老年人也出来了,而且增幅更大,因为过去比例低。比如2015年41~45岁这个年龄段,1998年时只有23.3%的人外出打工,但到了2015年就有72.5%了。

我们的四轮调查还发现,同一年龄段的群体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,比如41~45岁这个群体,在第一轮调查时20多岁,只有60%的人出来。

如果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如今小区和大楼里的保安基本都是中老年人,而过去是有很多年轻人,现在城里的就业门路宽了,年轻人做别的去了,中老年人就来了。

第三,年轻人(30岁以下)几乎都在非农行业工作

现在年轻人完成非农转型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早很多,转型早就完成了。比如在1998年,16~20、21~25岁的农民中,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%、54.7%,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.5%、90.3%。虽然比例还不到100%,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,根据我们实地调研,剩下约10%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压根就不工作。而从就业地域上看,这些年轻人也更趋向于去省外打工。

第四,社会流动性在减弱

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,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,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,职业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比例变低了,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。与父辈比较,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愈发与父辈相近,职业代际传递越明显。

举例来说,我们调查发现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,即使父亲是农民,仍有20%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,如老师、医生、会计等;而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中,这比例降为11.6%。受教育年限是高了1~2年,但越来越多的子女正变成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或工人。

  根据你的调研,在特点和趋势上,打工二代(30岁以下)与打工一代呈现出什么样的主要差异?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?

张林秀:正如刚才所讲,这代年轻人的非农就业转型完成得更早,将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。第一,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基础,老一代人还有些感情基础;第二,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很低,他们也更缺乏农业技巧,不会种地了。老一代农民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流迹象,城里挣不到钱了可回去种地,不赚钱自己够吃就行。但年轻人是待不住的,无论有没有工作,他们会继续在城里寻求营生。

年轻的打工者愿意受到的约束更少,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是,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,长远规划暂且不管。这其实也跟父母一辈为他们物质条件创造的相对好有关,很多打工二代的父母是打工一代,他们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去沿海打工,在容易挣钱的时代积累一点财富,为孩子创造了不差的物质条件,以至于很多打工二代的生活压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。虽然小时候可能会流动或留守,但物质上的危机感不会很强。

  根据采访,很多新生代打工者都是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,不到30岁,但工龄已有10年左右,此前在家也几乎没有务农经历。这种现象普遍吗?为什么?

张林秀:初中就辍学者的确很多,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,这背后是城乡教育的巨大鸿沟。根据我们早年调查,在中国的大城市,2013年的高中入学率是90%,贫困农村地区则是37%。

REAP的研究发现,导致上述现象主要有四方面原因:其一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高学费,导致上高中的直接成本较高;其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迅速上涨,上高中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;其三是农村学生无法获得积极的学业规划指导,让学生对教育回报率一无所知,甚至有错误认知,同时因为父母外出打工,家庭教育缺失,学校中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,师生关系紧张;其四,竞争性的教育体系,让很多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或高中,就放弃高中或初中教育。

但近年来随着“控辍保学”和“基本普及高中”政策的实施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才会加入劳动力市场,从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看出,近些年来18周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。

  很多新生代打工者辗转多地后不想进工厂,更愿意从事送外卖、快递等新经济领域的工作。在传统基建领域,年轻人更少。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

张林秀:这个是要看行业。在江浙一带,上过职业中专的打工者至少还是愿意进企业或工厂的,这个不少见,很多还会从事办公室相关工作。但是辍学出来打工者,原本受约束力就不强,家庭条件可能也更加贫困,倾向于去劳动密集型产业。

互联网新经济这块其实是不稳定的,是依靠互联网平台爆发式的增长带来的岗位需求,万一这个平台没了,下一步怎么办?归根结底这些还是属于服务行业,不算实体经济,门槛也不高。这部分群体将来能有什么技能,还很难说。

因为将来我们可能也会反思目前的生活方式,比如外卖、快递的不低碳与滴滴的安全问题已被关注。一旦有了此类行业约束和洗牌后,平台的去向和岗位需求还很难说。

  很多打工者的一个梦想就是,能在老家或打工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店,但实现者寥寥。当前农民工创业情况如何?一个打工者想要创业的难度大吗?

张林秀:我的理解是,自主创业很多时候就是打工者自营工商业,其分为两种:一种是做商品贸易、零售和跑运输等,一种是做手工活儿或餐饮等服务业。

2016年自营工商业在非农就业里面比例并不高,约为15%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,贸易运输类的比例在不断升高,而手工、餐饮等服务业比例在不断下降,说明自营工商业也在朝着资本密集的方向在走,需要一定积累,对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也是一个挑战。

虽然有政策倡导,但真正能返乡并实现创业的人很少。在我们的数据样本里,农民工回流占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比重是4%~5%左右。其中以中老年人居多,本身创业就有困难。

他们回来之后干什么?根据调查,回流人口中待在县城内的那部分近期内大约1/3从事农业,约40%从事非农,近1/4的人回来后是无所事事的。如果按照回流比例将数据相乘,真正返乡之后能自主创业比例是极低的。

年轻打工者的创业心愿可以理解,这是打工者共同的愿望。上一代人也有,只是当时营商环境没有现在这么灵活。那会儿以实业为主,需要积累和投资,现在新经济了,人们的创业愿望表达更清晰迫切了。创业其实有两个理解维度,一是要发展自己的事业,二是失败后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
  那在打工当地创业呢?可能性更小?

张林秀:在打工当地创业就更难了,因为虽然政府有意愿鼓励农民工在城里留下来,但要做到城市的社会融入都很难。我身边很多还在坚守的打工者都是为了孩子,曾经有段时间还能上公立学校,但大部分人是挣到钱之后就回老家了。很多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,生活上其实跟城里人几乎没有交集。

比如保安和外卖小哥,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,但可以想象生存环境是糟糕的。我们只知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,但城市融入对这些群体来说基本没有。

从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来看,农村但凡有一点能让人留下来的理由,他们可能都不会进城里。我们每一轮调研,都会问他们留在城里的意愿如何,回答都是非常强的,基本上没人愿意回去。

城市融入将是我们第五轮调研的重点,聚焦城市社会融入,看看他们到底在城市融入得如何。

  很多打工者在担心,会被机器换人、智能制造等产业升级措施给取代。这有可能吗?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,他们未来出路在哪儿?

张林秀:智能制造是会削减岗位,但产业链也相应往后延伸,也需要人制造机器人,不可能一下子全部代替。关键在于,人自己得准备好。无论是被机器人代替,还是被比你知识水平和技能高的代替,其实是一回事。

在奥地利,如果你想做一个农民,先决条件就是农学院的毕业证,对农田农艺要求非常高。所以应该担心是不是机器人来代替,而是被有更高技能的人过来代替。

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会改进一点,但是成人之后再培训成本更大、效率更低,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他们要学技能前把知识水平巩固了,高中毕业肯定比初中辍学强。

他们肯定会有担忧,这种担忧只有提升自己能力之后才会消失,要不就只有从一个类似的行业转到另一个类似的行业,重复这样的工作。

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群体:初中辍学就出来打工,没有知识储备,没有一技之长。因为在产业升级大背景下,将来的就业市场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,你得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。

我能想到的或许有一种可能,比如万一传统岗位进不去了,这些人可能会来替代目前城市里的中老年打工者,比如刚才讲到的小区保安,这个他们是有优势的。

  你一直强调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,并说其作用会越来越重要,尤其是高中教育。为什么?

张林秀: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,中国经济已经从增长转到了发展。发展的挑战比纯粹增长多很多,中国非农转型已完成了大半,应该挖掘下一阶段增长动力。

现在中国(内地/大陆)经济的人工成本在快速上升,工资已经是亚洲各地区的第六高,仅次于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、台湾地区,但我们的生产率是否能跟得上?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推升人力资本提升。

以韩国和墨西哥为例,韩国顺利完成了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转型,跨越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成为发达国家,但墨西哥却没有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差异。在韩国,上世纪80年代,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,几乎每个学生都完成了高中教育,在经济开始转型时,较高素质的基本劳动力能够胜任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。

而在墨西哥,城乡教育却差距明显,在农村只有40%多一点的孩子上高中,城里有70%~80%,这些劳动力难以适应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和挑战,最终墨西哥没能跨越这个陷阱。

实证研究也表明,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工资、职业代际流动影响也很大,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,小时工资也更高,职业更好。教育无用论是很容易打脸的。

  从这个角度看,中国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储备了吗?

张林秀: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,中国上过高中的劳动力比例在24%左右。14~35岁青年中,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0.2%。城市有大约5000万儿童,而贫困农村地区也有大约5000万儿童。

可以说,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状况构成了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底色

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的国家中,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为74%,25~34岁群体中上过高中的为72%。从这些对比看,我们还任重道远,低于墨西哥、南非等国。即使只看25~34岁的劳动力群体,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也只有36%,仍属于较低行列。

不过这也是之前的旧数据。现在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加紧努力,但见成效也得十几年以后。我的看法是,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得加快,现在所有经济周转速度远远比之前快了,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在提高。

一个没有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工人往往会有读写困难,基本不懂英文,缺乏计算机技术等基本技能,很难适应经济转型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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